一】尧舜时期，中国即开始反贪

要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得澄清三个侧面：一、那时候是否有官员？二、是否有反贪条例？三、是否有贪官落马的事实？当然，如果能找到尧舜时期就有反贪局的史料记载就更好了。

众所周知，尧舜时期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，即我国原始社会中行将崩溃瓦解的父系社会晚期。其时生产力相对提高，产品有了剩余，占有剩余产品的私有制已逐步形成。为了维护这一制度，国家机器胚胎开始形成，氏族中的贵族阶层联合起来，设立百官，统称为“百姓”。《尚书·尧典》上有“平章百姓”的记载，含义就是“处理百官事务”，同时还记载制订了“五刑”。尧用舜做自己的辅佐大臣，舜修订并放宽了“五刑”，用“流放”代替死刑，同时在“五刑”中确立“官刑”，说明当时对官员有了专门的约束。不服从“官刑”，就要受到处罚，怎么处罚，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说：鞭作官刑。孙星衍解释其含义为：在官有禄者，过则加之鞭笞。其实不用解释大家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，不外是打屁股罢了，估计跟明朝的“廷杖”差不多。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里记载，春秋时鲁国史官太史克讲述了尧帝时的一个反贪故事：

缙云氏有不才子，贪于饮食，冒于货贿，侵欲崇侈，不可盈厌。聚敛积实，不知纪极，不分孤寡，不恤穷匮，天下之民以比三凶，谓之“饕餮”，舜臣尧，宾于四门，流四凶族，浑敦，穷奇，梼杌，饕餮，投诸四裔，以御魑魅。

这话翻译过来，就是这个缙云氏不才子太不像话了，贪侈过分，就被流放到边远地方打鬼去了。

舜为帝时，也处置了一个贪官，名叫伯封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里这样描述他：

实有豕心，贪婪无餍，忿类无期，谓之封豕，有穷后羿灭之。

这话翻译过来就有意思多了，说伯封贪得像猪。不过，拿贪官比作猪，实是对人家猪类的一种侮辱。人家猪倒是吃了一身肥膘，可是不吃得肥些，怎么对得起自己的主人？所以，对不起了，猪们！人类知道猪类是高尚的，可是换下他们，用另一种畜类比作贪官，比如驴啊什么的，人家驴也委屈啊！我曾经想用狗换下猪来，可是我刚说出我的建议，我的一些网络哥们儿就动了怒，令我住口，切不可如此侮辱忠诚的狗类动物，这一切导致我不知如何形容贪官了。

禹建夏，由法官皋陶作《禹刑》，也叫《夏刑》，里面仍有惩贪条例。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向处罚贪官羊舌鲋时，援用的就是夏刑，说：昏，墨，贼，杀，皋陶之刑也，请从之。最后叔向是这样给羊舌鲋定罪的：贪以败官为墨，羊舌鲋被论“墨”罪，杀，弃尸于市。

【二】殷商时不任用贪官

商朝初建，继承古代“鞭作官刑”，制订《官刑》。《尚书·伊训》载：制官刑，儆于有位……敢有殉于货色，恒于游畋，……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丧。这话翻译过来更有意思了，苦口婆心的，跟政府反贪一个腔调，连哄带吓：贪财，贪色，贪出国游玩，身为官者，占其一，就把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给毁了！

盘庚是最注重反贪的一位人民领袖，《尚书·盘庚》载盘庚一段话：“兹予有乱政同位，具乃贝玉……作丕刑于朕孙。朕不肩好货，敢恭生生，鞠人谋人之保居，叙钦！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，罔有弗钦。无总于货宝，生生自庸，式敷民德，永肩一心。”盘庚的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：我不任用贪财之人，那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人，我将按贡献的大小依次任用。今天我把自己的主张告诉你们，就是希望你们听我的话，不要贪恋身外之物，要紧紧团结在我的周围，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。

【三】西周出现惩贪法

周穆王时期，吕侯制《吕刑》，内有“五刑”、“五罚”、“五过”、“五疵”。“五疵”里就有两条有关贪污的，一是“唯货”，二是“唯赇”。“唯货”是贪，“唯赇”也是贪，因为“赇”字可以理解为“求贝”，当然，“赇”也可能是早期的贿赂，因为“赇”字也可以理解为“以贝相求”。

【四】春秋时贪污泛滥

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周王任用贪官，各诸侯国君也以身作贼，带头贪污，下面的小官小吏竞相效尤，贪风甚炽。《诗经》里的名篇，如《硕鼠》《伐檀》等，皆有刺贪之意，这些名篇，当是当时民间流行的民谣，一句话，政府反贪不力，民谣即兴。所以政府反贪时，似可以民谣为线索。

【五】封建社会反贪

汉代惩治官吏的经济犯罪，有两条刑律：主守盗，受赇。前者，打击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的人；后者，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。从行政制度上，汉文帝规定“官吏以饮食免”，相当于现在中央政府禁止大吃大喝之类的红头文件，用意相同，惟一的区别是，现在的官吏可以四菜一汤地小吃小喝，而文帝的规定就严多了，上级官吏吃下级官吏一顿饭，免职！汉元帝时规定：坐赃者，皆禁锢不得为吏，意味着贪官一旦事发，政治生命从此结束，尚没有出现易地为官的变通之法。到了东汉时，规定更严酷：赃官子孙，三代不得为官。

宋代重视反贪，赵翼云：“宋以忠厚开国，凡罪罚悉从轻减，独于赃吏最严。”王安石也说：“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，独贪吏耳。”行政上，宋设反贪局，时称武德司，皇城司。神宗时，更是重禄重法，一边给公务员增加工资，一边加大法制建设，两手齐抓，不过，也没发现有什么效果。

到了元代，官吏赃罚，轻则打屁股，重则处死。明代，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，了解劳动人民的不容易，所以，反贪决心最大，力度也最强：赃至六十两以上者，枭首示众，仍剥皮实草……官府公座旁，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，使之触目惊心。他还采用挑脚筋、剁手指、砍脚、断手、钩肠、割生殖器等酷刑来吓唬众官员。当然，元璋还特会做思想工作，他经常在地方官上任之前，与之谈心，告诉他们如何对待低工资，如何反贪拒腐防变，可谓是语重心长和蔼慈祥。为反贪，元璋甚至始创特务政治，让特务们监督官员；他甚至不惜让残疾人——太监们也参与了反贪。太监是皇上最后的武器，太监不好色，没有老婆，没有儿女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饥。但效果还是不甚理想，元璋就有点不耐烦：我想清除贪官污吏，奈何早上杀了，晚上又有犯的，今后犯赃的，不分轻重都杀了！元璋忘了，老子云：“官”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，终于发出了如下感叹：朕自即位以来，法古命官，布列华夷，岂期擢用之时，并效忠贞，任用俱久，俱系奸贪。（参见《明朝小史》卷二）。皇帝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提拔重用的人，当官久了，都成奸贪之人了。他整不明白，我们更不明白了。洪武二十五年，元璋颁行《醒贪简要录》，这东西虽然无缘得见，但估计跟我们一度流行的，政府提倡官员们携妻观看的《生死抉择》《大雪无痕》相类似，也就是给正在贪污的官员提个醒，没别的意思。